严复认为民主政治还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自由”才是体，“民主”只是用。导致中国败弱的根由在于自由不自由，而不在民主不民主。“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8页。）因此是先有平等自由，后有民主政治。应该说，这种对西方民权精要的体认是非常确切的。我们知道，近代欧洲的民主历程是以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思想为起点寻求到议院制度的，而中国恰恰相反，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民权思想发端，平等自由的观念一直在思想家的视野之外。中国的民主道路是从议院制度开始，遵循由用到体的特殊逻辑。这种由用到体、由末到本、由外而内的特殊逻辑使中国的民权思想缺乏基础，最终导致了民主道路的曲折迂回。严复能意识到这一点，其理性的启蒙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梁启超认为愚民与专制、智民与民主有逻辑的对应关系：“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害民智为第一要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注：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51页。）而“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注：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51 页。）因此梁启超偏重办学校以开民智，将办学校作为开议院的必要准备，即要开议院，先办学校。这样就把民权思想宣传的重点转移到民主启蒙上，而忽略了进行民主运动及民主改革的实践，从而形成一股以“开民智”抵制“兴民权”、“设议院”的逆流，如梁启超认为：“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三卷，第96页。）这种思想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将开议院推到遥远的将来就未免消极了。因为虽然“权生于智”，但智也生于权，平等自由的观念不是光靠启蒙就能产生的，更需要在民主实践中把握。
改良派虽然提倡自由平等，但始终没有绕过君权这块大石，认为“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注：《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5页。） 这使民权实际上仍处于附着于君权的被动地位，使改良派陷入宣传上激进、行动上软弱的矛盾中。对君权的迁就，实际上已埋下了专制复活的隐忧，近代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改良派的二手传递，这就难免使人们在理解、欣赏、接受民主思想的同时，认为专制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从而默认它的存在，给民主思想的深化设置了无形的障碍，成为以后的改革者所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问题。
改良期民权思想的高潮不仅体现在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在于它由宣传走上实践的行动中所获得的带有近代意义的政治民主权利。如“公车上书”中获得的集会自由和上书言事权利，由创办报刊所获得的言论自由，由开办学会所获得的结社自由等，这种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的获得实开近代民权潮流之先河，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四、革命期——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第二次高潮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在欧风美雨吹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齐涌来，形成为政治实力，更是如此。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把改良思潮推为时代的主流，也催生了民主革命思潮。1894年11月，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创立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纲领的提出，就是这一思想的佐证。但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潮互不干预，且以互为中国的前途履险而默认。1898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民主改良思潮并未相应终止，它与民主革命思潮成为驾御近代社会的两条主线。但十九世纪末席卷华夏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北京城破，清帝后出走，议和款达九亿两，清政府的腐败彻底暴露，国内反清情绪日增。这时改良派仍立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张已不能迎合爱国志士“救亡保种”的迫切要求，立宪被斥为卖国，革命情绪潜滋暗长。1903年以后，民主革命的思潮已逐步取代改良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流。1907年《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注：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07页。） 说明本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已磅礴澎湃为第二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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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