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双二元结构”的问题，可以参见时宪民，《体制的突破——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4-6；关于这个问题的更早的文献，可以参阅阎肖锋、王汉生、时宪民、林彬，“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页121-130；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从城乡分化的新格局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农村与经济》，1990年第4期，页2-14。
〔2〕此一归类应感谢现执教于澳大利亚的政治学者Baogang He，详见The Ideas of Civil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1986-92, Issues & studies, June 1995, pp.27-29.
〔3〕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文献还主要见于下述刊物：《现代与传统》、《天津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国书评》、《欧洲》。
〔4〕Bourdieu指出，“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与常识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与那些被大家共同持有的见解划清界限，不管它是日常生存状态里的老生常谈，还是一本正经的官方见解。这些常识性东西往往嵌入在制度之中，从而既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客观性上，又反映在社会组织参与者的思想里。预先构建之物无所不在”，见P.Bourdieu and L.T. Wacquant,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pp.235-238。
〔5〕Bourdieu所主张的那种“反思社会学”，要求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观注”方式进行分析，“也许可以首先粗略地把这种反思性定义为将有关学术实践的理论纳入整个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布迪厄与其他倡导反思性的学者不同，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在第三个方面，他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同上，pp.36-37。
〔6〕Bourdieu认为，“对这样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人们必须每时每刻都要提醒自己，客观对象化的主体本身正在变成研究的对象(被对象化)，因为在撰写最尖锐严厉、不留情面的客观化分析的同时，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分析也可以应用到那些正在撰写这些分析的人身上”，同上，p.62.
〔7〕参见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页60。
〔8〕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56-159。
〔9〕这里的西方，当然不是指整体的西方，即使在一同质性程度很高的社会中，人们也会采取种种不尽相同、甚至彼此竞争的思维框架。
〔10〕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页59。 〔11〕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七章。林毅夫等人指出，这种“活乱”循环在中国改革中有四种表现，“‘活乱’循环的第一个表现是经济反复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活乱’循环的第二种表现是经济中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周期性出现的通货膨胀率。……‘活乱’循环的第三种表现是在经济生活寻租动力的增强和腐败现象的滋生。……‘活乱’循环的第四种表现是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循环往复或改革周期。”
〔12〕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一论战观点的概括，显然只能集中在核心论点上。假如我们将这两方的观点视作一连续谱，那么这些核心论点更可能是此一谱续中的两极，而在这两极中间则存在着种种调和的观点或居间性观点。当然，我们对于这两方的观点是进行了真正的交锋，还是在曲解对方的情况下为自己的主张加以论辩，可以另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更为详尽的资料，请参阅刘军和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如施雪华，则将中国学者对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观点归结为三论，即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驱动论”、必须进行东方式“新权威”的重塑的“政治驱动论”以及必须改造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化的“文化驱动论”；请参阅施雪华，“现代化与中国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总7期，页115-121。
〔13〕刘军和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页28-29。
〔14〕 刘军和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页163。
〔15〕参阅拙文，“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5期，页88—90。 〔16〕金耀基：“台湾的个案研究——后儒学文化中的民主探索”，《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17期，页142。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的这种“政治—经济”框架，也遭到了一些政治学家的批判，例如，Dankwart Rustow 认为，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经验性关联，并不意谓着两者之间存有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参阅Dankwart E. Rustow.
张闻天政治民主思想述论
从民本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