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为"百举不过"的道德圣人，在逻辑上，"治人者"就必须要享有"独尊"的地位，否则，就自相矛盾。因此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
为了达到"独尊"，在手段上就必须要消弭一切个体性的差异，"当是非，齐言行"，将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到一个标准上来，只要有任何的例外，"独尊"就不能达致。这个手段就是道德的意识形态化。作为道德圣人的"治人者"，他所独有的"君师合一"的身份使道德的意识形态化既获得合法性，也获得可能性。因为代表道德"至善"，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而失去继续存在的依据--在中国，政治上的不道德常常被认为禽兽不如，这直接意味者性命之虞。而道义和力量上的双重强势，使个体的反抗根本微不足道。
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化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强制，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道德意识形态化则使强制变得轻而易举。这除了它依靠政权获得的巨大力量，更在于中国独特的传统道德所具有的"腐蚀"性使其对手变得"弱不禁风"。对此，梁启超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说："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乎？"（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这种对于个体人格和精神的近于釜底抽薪似的作用，终至于使国人变得"无骨无血无气"，这反过来又使道德的意识形态化变得更为容易。
"自由乃权利之表征。"（梁启超）民众放弃自由，其实是放弃自己的权利。使民众放弃自身权利，正是极权专制得以存续的前提，中国的极权专制政权正是通过道德的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是外在的强制，一方面是内在的腐蚀达到这个目的。权利之不容于民本主义，正见出民本与民主的根本区别。
关于此点，前人多有论述。萧公权先生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
民主政体之发端，首在于确认个体之权利，并视之为最高价值。正是因为确认了个体权利并给予相当之重视，就必须要制订相应的制度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在所有这些权利中，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对此，孙中山有很透彻的分析，他说，民治"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始可谓之行民治。"民治是实现民有、民享的先决条件，"要必民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能享？"如果没有民治，"所谓民有总是假的。"
国家与社会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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