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就是全民自治，在一个政治实体里面，所有的人都属于自治者，每一个人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社会的主人，社会性的公共事务通过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契约来管理。在民主政体中，完全不存在象民本主义那样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区分，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凌驾于他人之上，所有人一律平等。
民主政体的制度既表现为法律，反过来民主政体也必须通过法律来维护。因此，法律置于最高地位，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可以例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依据民本思想，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低，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平，"德必称其位"，"论德以图次"。根据这样的观点，作为享有最高地位的统治者，他同时也是最有德行的人，因此，他完全不受任何制约。西哲说："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护自己的政权，可是最后却总是不免于灭亡一途，"终成一治一乱之局"，究其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的腐化。综观古今，在这条历史定律面前，任何人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没有例外。而统治者的腐化给民众带来的苦痛，是所有其他灾祸都难以比拟的，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常常就来自于统治者的腐化。权力之所以不受制约，正是因为权力者被认为是拥有最高德行的人，这使制约没有必要。
在民主政体中，权利是核心价值。权利的一大特质是其个体性，权利也正是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存在的标志，是每一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依据和体现。如果没有了权利，或者说，如果权利受到了侵犯，那么，自己就不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的命运就要接受别人的摆布，生命就会陷入如履薄冰的恐惧，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梁启超说："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要也。故禽兽以保生命为对我独一无二之责任，而号称人类者，则以保生命与保权利相倚，然后此责任乃完。"（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此真为的论，没有权利，即没有生命。与此相对，如果道德扩充到公共政治领域，则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每一个个体权利的侵犯；由于道德具有趋于"至善"的本性，因此它的侵犯性也常常"没有止境"，其所造成的后果，较之外来强敌的掳掠，往往更为惨酷。中国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多的就是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民主政体下，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中不应该存在道德的影响因素，道德必须回复到私人领域，不可稍有僭越，否则即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侵犯。
中国古代思想家晏子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民。"晚清思想家王韬说："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帮本，本固帮宁也。"我们现在说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能说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虽然口里喊的是民主，但骨子里却是民本；我们虽然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土地上，衣着光鲜地在"现代化"，一些人甚至还在指点江山，但我们的思想却还在传承着中国传统中源自于久远、散发着霉味的最腐朽落后的东西。
国家与社会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引论
大国的祸与福——关于国家结构制度安排的一点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