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就是“三个代表”的论述把握着党的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的全局并具有前瞻性。
“三个代表”解决的不是党的具体组织措施，也不是国家的行政细节，而是关乎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即我党的兴衰成败、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民族的振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廉明政治、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和落实，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治党的角度看，他从新的历史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的标准和要求，按照“三个代表
系统性，是指“三个代表”论述是一个严密的系统整体，构成一个严谨的体系。
“三个代表”的系统性表现在：全面性，它涉及的领域广、内容丰富，涵盖了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包括了从严治党和科学治国理政等重要问题；相关性，“三个代表”自身就是互相联系，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在社会建构上，生产力、文化和利益三者是互动的关系，仅抓其中一个方面都无从实现社会的发展，更难谈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持续发展。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它还全面完整地揭示了抓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办好中国的事情之间的辩证关系。目的性，“三个代表”的提出其目的是异常明确的，就是通过解决共产党如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执政治国的指南
“三个代表”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充分体现了我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要内容和本质要求，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的高度科学概括，也是无产阶级廉明政治观的表述。因而，它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是共产党治理政的行动指南。认真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必将大幅度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首先，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阐明了党在治国中的关键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治国必先治党，只有从严治党方能正确治国。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的关键所在。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执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6]政党是协调政治与行政的必要手段，由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方式夺取全国政权成为革命领导者，拥有崇高的威望。这些历史的起始因素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成为起决定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党由革命的领导者直接转变成政权的领导者，成为政府本身一个关键因素而存在并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整个国家体系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在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相匹敌，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容动摇的。缘于此，在中国，治党是理政的前提，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旨，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方能正确有效。如果执政党不从严治理自己，不切实搞好自身建设，清除各种隐患，就有自毁长城，丧失民心，最终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强调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这正是江泽民谙熟治国理政的真谛的体现。所谓“关键”是指事物最关紧要的部分，对情况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来说就是“最关紧要的部分”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三个代表”阐明了党在治国理政的关键作用，阐明了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党治国理政，提高执政水平，领导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三个代表”科学界定了国家职能内容和目标，为党治国理政指明了方向。
“三个代表”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提出了检验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它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作用的科学界定，即对我国国家职能的内容和目标作了科学界定。这为党治国理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征所在。江泽民深悉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把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三者之间辩证地连为一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物质文明以奠定社会雄厚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文化建设为发展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文化条件和智力支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活动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对社会利益的整合和协调是政治的真谛所在，而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与剥削阶级政治的根本区别。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恰就在于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旦实现了这一点，也就从制度层面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最大积极性和释放各种潜在能量，社会发展就获得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三个代表”是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它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主要内容，也对治国理政的目标作了明确的界定。实际上也是对我国国家职能的主要内容和目标的准确定位。江泽民明确指出，全党要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这既是对党组织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各级人民政权的要求。它为党治国理政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在治国理政时就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做到两个文明一齐抓，两个文明都搞好，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同时，要以“三个代表”的要求作为衡量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的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三个方面都应达到，缺一不可。
再次，“三个代表”对党和政府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标准，这为在我国建立责任政府体制奠定了基础。
现代社会，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政府的一切措施与政府官员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民意为依据，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承担政治责任，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责任政府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巨大成果之一，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是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一
最后，“三个代表”提出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要求，这对进一步明确我国国家机关的职能分工和协作以及更好行使国家权力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但这并不否定国家机关的合理分工，使之更好地履行国家职能。现代国家机构通常分工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职能部门。在政治过程中，这三个不同职能部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何使之统一协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是政治管理的重大课题。
以我国为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作用在于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作为政治管理的准则。在政府的政治过程中，这是确定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环节。国家行政机关的任务是负责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其职能的实质在于实现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它的活动过程也是利益实现的过程，这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它在政治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司法机关的作用是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致受侵犯。在某个意义上，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利益维护过程，即运用权力、程序和体制维护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也即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一旦发生利益受到破坏和违背时，司法机关便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政府各机关在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说明了我国政府机关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但在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方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三个代表”明确指出了党和政府要更好地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较之以往笼统地说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提法更加准确、更加细致、更加全面，体现了这个提法是在认真分析政治过程的基础上才作出的表述。它不仅是对国家机关的总体要求，同时也使各政府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按照这个要求，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立法方面，应更好地体现如何发展人民的利益的要求，坚决制止部门利益干扰立法的现象的滋生；各级行政机关应更多地切实办事，以便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消除把政府当作赢利工具的现象；各级司法机关应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制止各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并消除司法腐败等现象。
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基础上，把“三个代表”的各项要求认真落到实处，使“三个代表”的“应然性”逐步在中国转变为“实然性”的现实。一旦实现这一点，中国将超越历史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9.
[2]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4—2(1).
[3]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5.
[4][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300.
[6]希尔斯曼（美）.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27.
用“三个代表”思想解读党史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