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众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3至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69]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70]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gdp 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71]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如老板、经理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7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73]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74]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 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75]
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
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用执政党自己的术语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76]虽然“科学化”
和“民主化”
的程度未必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
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摆脱这类梦呓的时候了。
[1]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two faces of power.a mericanpol i tical science review，vol.56，no.4（dec.1962），pp.947—52.
[2]matthew a.crenson ，the un2pol i tics of a i r pol l u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1.
[3]bernard c.cohen ，the press and forei gn pol ic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 .13.
[4]maxwell mccombs and donald shaw，the agenda2setting function ofmass media.publ ic opinion quarterl y，vol.36，1972，pp.176—87.
[5]john w.kingdon，a genda ，a l ternati ves ，and publ ic pol icies.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5.
[6]科比（cobb）及其合作者认为议程设定有三种模式，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外压”、“动员”和“内参”模式。受他们的启发，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我提出议程设定有六种模式，而不是三种模式。见roger cobb，j ennie2keithross，and marc howard ross，agenda building as a comparative politicsprocess ，a merican pol i tical science review，vol.70，no.1（march1976），pp.126—138.
[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物价》，http://www.fjsq.gov.cn/showtext _nomain.asp ？tobook =181=32
[8]邓小平《：抓住时机，推进改革》（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10]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8年）”，http://www.people.com.cn/gb/33831/33835/2527651.html.
[11]邓小平：《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8页。
[12]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13]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http://zg.people.com.cn/gb/33835/index.html.
[14]例证见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1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16]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7]王殊：《一位讲实话的记者同事》，《大公报》2005年7月19日。
[18]王殊：《中德建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9]黄锫坚：《王小鲁：十年》，《经济观察报》2005年4月21日。
[20]邹蓝：《中国智囊机构对政府管理决策过程的影响》，中国改革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http://www.chinareform.org.cn.
[21]林双川：《中南海倾听“科学思想库”进言》，《半月谈》2004年第20期。
[22]孙哲：《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
[23]洪绂曾：《开创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工作的新局面———在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0月23日），http://www.93.gov.cn/ldyl/ldjh/ldjh9.htm.
[24]玉米：《易纲入选中央直管专家》，南方网，2005年3月15日，http://www.southcn.com/finance/zhixing/200503150885.htm.
[25]谌彦辉：《内参揭秘》，《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总183期）。
[26]例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何新曾将自己写的每个报告同时复印7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等高层领导，并向一些领导人当面进言。见何新《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qcth/1.htm.
[27]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211/29/content_3849521.htm.
[28]李长春：《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求是》2003年第10期。
[29]齐彬：《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在积极构建国家科学思想库》，中新社北京2004年6月2日电。
[30]张车伟：《努力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2月24日，http://www.cass.cn/webnew/file/2004022412838.html.
[31]王绍光：《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2]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7期。
[33]张冉燃：《医改“会诊”结论：从总体上讲，改革不成功》，《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6月28日。
[34]杨中旭：《中国医改思路出现重大转折》，《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4期。
[35]唐勇林：《调查显示九成公众不满意10年来医疗体制变化》，《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22日。
[36]胡舒立：《谨防医保改革刮“共产风”》，《财经》2005年第16期。
[37]李宗品：《高强：不要争论医改成功与否》，《新京报》2005年11月29日。
[38]这可以从胡舒立的文章和高强的讲话发表后引发的批评潮看出一斑。
[39]曹海东、张朋：《怒江保卫战幕后的民间力量》，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524/1237774903.shtml.
[40]胥晓莺：《n go“怒江保卫战”逆转？》，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53.
[41]郭少峰：《两院士上书建议开发怒江水电》，《新京报》2005年10月23日。
[42]roger w.cobb and charles d.elder，partici pation in a mericanpol i tics：the dy namics of a genda b ui l ding.baltimore ：the johnshopkins press ，1975，pp .107—108.
[43]thomas a.birkland，a f ter disaster：a genda setting ，publ icpol icy and focusing events .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press ，1997.
[44]john w.kingdon ，a genda ，a 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2nd ed.）。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5.
[45]paul c.light ，the presi dentps a genda：domestic pol icy choicef rom kenned y to carter（wi th n otes on ronal d reaga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giandomenico majone ，evi dence，a 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ol icy proce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89；frank baumgartner and bryan d.jones，a genda and i nstabil i t y in a merican pol i 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46]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首次亮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提法。邓小平审阅万里的讲话全文后，当即作了“很好，全文发表”的指示。张登义：《邓小平同志与中国软科学》，http://www.cssm.com.cn/web/news/displaynews/displaymod/mod1.asp？id=562.
[47]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2005年9月20日，http://www.culstudies.com/jiangtan/jianggao/200511/3077.html.
[48]《中国西部开发政策的战略转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研究员》，http://www.chinatalents.gov.cn/xbkf/index9.htm.
[49]当时的争论，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
[5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51]吕书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网，2002年10月18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archive/219330.htm.
[52]吴冬艳：《“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国策出台始末》，新浪网，2003年11月24日。
[53]民政部公布的2006年一季度民政事业统计数据，http://admin.mca.gov.cn/mztj/yuebao0603.htm.
[54]一位上海民政局的原官员告诉笔者，她退休之后就为一家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因为社团的注册门槛设得太高了。
[55]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第71—77页。
[56]吴晨光：《婴儿期的中国环保n go》，《南方周末》2002年1月7日。
[57]洪大用：《民间环保力量成长机制研究》，自然之友论坛，2004年6月，http://www.fon.org.cn/forum/printthread.php ？threadid=5806.
[58]唐建光：《中国n go：我反对！》，《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
[59]陈力丹、李予慧：《谁在安排我们每天的议论话题？》，《学习时报》2005年11月22日。
[60]王绍光：《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比较》第13辑，2004年。
[61]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暂行规定》，http://www.jincao.com/fa/law14.02.htm.
[6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63]张玉洪：《前不见古人的波澜壮阔：2003年中国网络事件述评》，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960.
[64]“全球互联网项目”通过比较各国资料发现，其他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不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对政府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中国例外，60%以上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见2004年4月26日郭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民意的影响》，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329.
[65]林双川《：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民意汇入中南海》，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204/10/content_4404242.htm；董瑞丰、杨桃源：《网上议政催生民意生产力》《，瞭望》2006年第11期。
[66]陈亮、董晓常：《互联网中国的新民意时代：意见也是“财富”》，《互联网周刊》2005年3月31日，http://media.163.com/05/0331/11/1g5t8fdt00141e7p.html.
[67]李艳红：《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当代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报业对“农民工”收容遣送议题的报导》，http://mumford.albany.edu/chinanet/shanghai2005/liyanhong_ch.doc.
[68]陈峰：《孙志刚事件采访记》，《今传媒》2005年第3期。
[69]李异平：《论媒体维护农民权益的多元化意义：以〈南方周末〉为例》，http://www.chinareform.org.cn/cgi2bin/bbs_read_new.asp？topic_id=3091.
[70]“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初是由周为民、卢中原牵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提出来的，其主报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坚持了这个提法。
[7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72]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5日。
[7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209/19/content_1995366.htm.
[7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210/18/content_3640318.htm.
[75]吴金勇、商思林：《重思改革》，《商务周刊》2005年第22期；仲伟志：《2005中国改革交锋录》，《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10日；赵瀚之：《改革年演变成为质疑改革年：2005进进退退话改革》，《赢周刊》2005年12月12日。
[76]《温家宝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十一五”规划意见》，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6/2006202210/8/688742.shtml.
加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建设的研究
公共选择 、乡村关系失范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