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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