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财政状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我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的人员总量中，由县乡财政负担的比重约为70%左右。如果不能改变20%的财政收入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直接面对农民、行政事务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乡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农民负担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基层政府收费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基层财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六、进入WTO之后的农业和农村
（一）农产品贸易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农产品中，粮食产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而糖料、园艺、畜产品、烤烟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程国强，2001），相应地，有关学者对加入WTO后，利用相关的模型对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各种农产品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黄季焜，2001）。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短期看，贸易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1.贸易的冲击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品种
许多人对于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十分担心，认为有可能带来数千万农民的失业。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首先是粮食产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来说，特别是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而言，贸易本身不会对农民收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贸易可能的影响只是针对商品率较高生产较为集中的个别品种（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个别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小麦生产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国生产量的22.4%，山东排第二位，为18.67%，河北为12.12%，其余省份均没有超过全国产量的10%。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为13.84%，河南为10.14%，其余省没有超过10%，大豆生产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全国产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则超过了全国的1/3，广西的糖料占到全国的近40%（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黑龙江等九个省农民销售大宗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分别达到63.33%、54.48%、39.23%、33.27%。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战略，这些地区的农民将遭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冲击。
2.主要农产品进口的配额数量并不大
根据相关研究，即使2002年粮食全部进口配额用完，进口玉米、小麦、大米的数量分别占2001/2000粮食市场年度总消费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额量计算，进口粮食总量也仅占2001/2000年度中国粮食消费的6.02%。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目前的配额并不会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带来重大威胁。
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分别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地区情况来确定农业发展的战略将是我们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补贴政策：补产业还是补人口
加入WTO之后，另外一个十分值得重视、也是在中国的学者中讨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利用相关的扶持政策来扶持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
在运用相关的政策补贴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问题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予以明确：尽管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比如农业保险）转变过去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并逐步实现从对农业产业的补贴转变为对农业人口的收入补贴，但是就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补贴目标。在目前许多关于如何使用政策工具的讨论中，不少的学者模糊了这一区分，将对农业产业的补贴看作是对整个乡村人口的补贴，这样的认识如果不能予以纠正，很有可能误导或阻碍农业政策补贴措施的实施。因此，在考虑政策补贴的具体措施时，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特别是乡村人口收入增长的问题寄托在对农业产业的补贴政策之中。各种政策补贴应该重点放在以增强农业产业的发展能力和提高其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如重点扶持的领域应该包括科研、基础设施、支持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等）。但是，就整个农村整体发展而言，仅有针对农业产业的补贴政策是明显不够的，还必须探索金融、财政体制改革及推动工业化发展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与对策措施(1)
加入WTO对黑龙江省烤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措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