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如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等)。据研究，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周一星，孟延春，2000)。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人地关系包括人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人所具有的主动地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有时会违背自然规律，酿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苦果（郑度，1994）。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俞孔坚等，2000，2003）。
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3．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八十五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可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顾和对照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的某些思想意识，就会发现历史是何其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已脱离普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胡适，1981）。而在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鲁迅，1982）。”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198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见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个方面，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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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技园区简介(1)
盐碱地带景观营造的可持续观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