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金融企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摘要:为了尽快提高中资银行运营效率和竞争实力,我国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推动中资银行改革的一个路径选择。深圳发展银行是我国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典型案例。通过剖析中外企业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从中资银行企业文化重构的角度,对战略引资的非定量化方面进行探讨。中资银行企业文化的重构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中资银行应通过与境外投资者的战略合作,着重从人本文化、执行文化、风险文化、服务文化和创新文化等方面,重塑自身优良的企业文化。
关键词:中资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金融企业文化;冲突与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WrO后,面对外资银行的相继登陆以及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形势,为了尽快提高中资银行竞争实力,我国政府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推动中资银行改革一个路径选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就是以“引资”为载体,引进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风格以及操作技术,进而促进中资银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伴随着股权的合作,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始参与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由于中外企业文化各具特色,战略引资必然涉及跨文化管理,而战略引资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外文化能否很好地融合。境外战略投资者带来的良好运营机制、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成熟的操作经验,只有得到中资银行广大员工的认同、接受,才能在中资银行中生根发芽;中资银行也只有与境外战略投资者上下齐心形成合力,充分挖掘出全员的潜能,才能真正达到提高中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综合竞争实力的目的。在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作的过程中,中资银行必将“零距离”地感受到中外双方企业文化的差异。可以说,战略引资的过程,也是中资银行企业文化与西方等外国金融企业文化碰撞、冲突和涤荡,进而促进中外金融企业文化逐步融合,重新构建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过程。
对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研究,现有的文献仅从银行绩效与公司价值的提升、有效性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关注的是经营指标数量方面的变化。而笔者认为,对战略引资效果的分析,仅仅从中资银行绩效和价值等方面研究是不够的,还应从境外战略投资者给中资银行所带来的潜移默化非数量化方面的影响,尤其应从银行企业文化的视角,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进行定性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战略引资的效果给予全面的评价n,。基于此,本文以2004年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控股深圳发展银行以来的案例为例,进一步剖析引资后给中资银行所带来的变化,然后对中资银行企业文化的现状进行一个系统梳理,进而探讨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企业文化重塑所产生的效果。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核心价值体系所能达的、能够形成组织效能的共同认知系统和习惯性行为方式以及整体风貌与形象乜,。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是决定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商业银行发展壮大的动力源和管理的灵魂。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由经营宗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积沉而成的一种认知系统和动力源泉。作为经营货币业务的金融企业,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内涵应包括信用文化、学习文化、服务文化、风险文化、执行文化、创新文化和人本文化等七个方面b1。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文化被人们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1。周忠英(2004)认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是竞争对手在短时间内难以模仿的,能为企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拈,。因此,具有优秀文化的企业能够在竞争中保持持久的优势。李宇、邢宝君(2mo)认为,企业文化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固化于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优化于制度,统一于人,是企业根源性的核心竞争力哺,。
优秀企业文化能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的价值,这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识。帅萍和葛莉萍(2004)通过建立企业文化模型,得出了企业文化能够作用于员工的价值观、信仰和思想,进而提高员工的偷懒内疚系数,从而提升企业绩效的结论n3。吴照云和王宇露(2003)从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企业文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单位价值创造的转换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创造[81。
有的学者还从反面论证了企业文化对企业价值的重要影响。郭冠清(2006)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长期导向和合作性四个文化维度,分析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经营绩效与集体主义和合作性等文化因素正相关,而与权力距离负相关,进而对我国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和企业规模过小的现象从企业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归1。
正反两个方面的研究,理论与实证的分析,都对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绩效、进而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的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企业内部来说,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企业的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从企业外部来说,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树立企业的品牌效应,提高顾客的认可度和忠诚度,促进企业价值的实现。
三、我国企业的文化特点。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文明的洗礼,近代以来还经历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经过艰苦奋斗终于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大多数西方国家虽然历史不长,却走过了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积累起了工业文明的成果。民族和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企业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迥异,决定了由此而积淀起来的中西方企业文化必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归纳起来,中国企业文化不同于西方企业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权威性较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国推行的是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这使得我国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着过分依赖“领导决策”的惯性,企业上级管理层在决策中具有较强的权威,基层人员不仅容易接受上级的决策,而且参与发表意见的积极主动性也不强。而西方企业则允许每个人充分发表自己的建议,尤其是比较尊重技术权威人员的创意,等级观念相对来说不那么强,员工可以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进行沟通与交流“…。
(二)集体观念比较浓厚。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比较注重集体利益的提升,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当个人或局部利益与团体或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集体或整体利益为重。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和我国整个经济按预定目标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员工成长平台的构建,影响了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西方企业文化则比较重视发挥每一个个体的作用,在强调机会均等的同时,允许每个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而推进整个企业价值创造力的提升““。
(三)情义主义充斥生活。
国人在经济生活中具有较强的人情味,为人处事不仅推行“做事先做人”的准则,同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往往会结成一个无形的所谓的“圈子”。企业合作意向的确立、购销网络的构建、银企关系的维持往往都要以情感为纽带。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合作双方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成本,但却要在情感方面投入相当大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尤其是在一些家族式企业中,家庭、家族、亲戚和朋友成为起用人才时考虑的一个选择范围,对才能的考量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西方企业则比较注重依据法制来运作,往往以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处理与周围方方面面的关系,倡导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敢于也善于把企业交给真正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家去经营,以此来促进效率的提升…3。
综上,我国的企业文化既有其有益的成分,也有消极因素。权威的力量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利于我们集中各方面力量提高执行效率,但是也容易因为决策的武断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集体主义的导向虽然能够保证我们整个企业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只有每个人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集体才会具有生机和活力,对个人才能发挥的忽视很可能使整个集体呈现出一种低效率状态。另外,注重情义主义的倾向虽然容易使我国企业和员工找到归属感,但过高的关系维护成本往往会成为企业提高效率增强效益的羁绊“…。
四、案例分析.
借助于监管层的鼓励和推动,截至目前,我国的31家商业银行共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45家。在这些引资的银行中,美国新桥资本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新桥投资)在深圳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深发展)股权比较分散的情况下,仅投入17.89%的股份就实现了控股。新桥资本的绝对控股地位使其可以在深发展实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中外企业文化在深发展进行着深度的接触、碰撞与冲突,从而使该案例颇具典型性。本文通过剖析深发展与美国新桥投资双方金融企业文化的相互涤荡,来进一步探讨中资银行金融企业文化的重构问题。
(一)对人本文化的涤荡.
新桥投资入主深发展之后,便对全行中高层领导干部进行了360度考核评分,刮起了“人事风暴”。提拔业绩突出的杭州分行行长周立为行长助理,总管深圳管理部及深圳所有的分、支行。工作能力突出的广东分行行长周跃飞被任命为总行行长助理。经营业绩较差的原重庆分行和珠海分行行长则被撤职。在人本文化建设方面,新桥投资入主前的深发展人事复杂,选拔人才“不靠业绩靠关系”;而新桥投资入主之后,“任人唯贤”的举措极大地提振了全员的士气。
(二)对执行文化的推行.
入主深发展之后,新桥投资根据原来各分行各自为政的状况,提出了“One Bank”计划,从服务界面、操作平台、控制体系、工作流程、市场定位、人本环境、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八个序列对深发展进行了统一与规范。随后便在该计划主导下又对财务和信贷实行了垂直的管理模式,通过向各分行派驻财务和信贷执行官加强对各分行的管理。过去的深发展各种规章制度都有手册,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却贯彻落实不下去,新桥投资入主以后,把抽象经营理念的执行具体化为实施方案与管理办法,最终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有效提升了执行能力。
(三)对风险文化的强化.
引资之前,深发展在公司业务部得出否定结论的情况下,仍然先后向不具备借款主体资格和不符合贷款要求的5家企业发放15亿元贷款。由于贷前被发现的潜在风险没有得到及时防范,后来形成逾期,成为深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问题贷款。引资后即将赴任的深发展行长韦杰夫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以贷款被诈骗为由向深圳市公安局报了案,最终把违规放贷的责任人原行长周林等4人送进了监狱。15亿元贷款案充分暴露了深发展风险意识的淡薄和风险文化的缺失。深发展引资之前,曾经被同一个物业项目骗了三次:一座只有七层的楼房,深发展却买了第八层作为营业网点;又是同一座楼被用作深发展贷款抵押品,结果形成了不良贷款;然后深发展又贷款给别人去收购此楼,结果又形成了另一笔不良贷款。在此案例中深发展风险意识的淡薄可见一斑。而风险文化的缺失最终体现在操作的层面上,出现人为的操作风险,进而导致银行内控机制的乏力““。
(四)对服务文化的定位.
“顾客是上帝”,提高服务质量,提高顾客的满意度,这已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的共识。入主深发展后,新桥投资通过细分市场,把深发展定位为零售银行和贸易融资型银行,并逐步提高零售贷款的比重。在具体操作上,深发展首先是注重选择一家核心中小企业作为切人点,围绕核心企业生产经营的上下游,把原材料采购、产品加工、经销和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同时在信贷支持上突出各地产业经济的特色,倾斜信贷杠杆,大力推行贸易融资业务的开展。经过不懈的努力,目前深发展的金融支持已呈现出良好的品牌效应,“能源金融”、“有色金融”、“汽车金融”和“粮食金融”已分别成为广州、佛山、上海和大连等分行的“亮点”。深发展在银行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根据银行业金融产品差异化较小的特点,把银行有限的资源重点配置给目标客户,使服务文化有了明确的市场定位n“。
(五)对创新文化的移入.
在中小银行没有资产管理公司可剥离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引资后的深发展在内部成立了“仿真”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对不良贷款的剥离、作价与追缴。
深发展在不良贷款的清收中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树立了“经营不良资产”的经营理念,这在全国尚属首例。在业务品种的设计方面,深发展大胆实行金融创新,如“个人住房非交易转按揭”品种增强了个人住房贷款运作的灵活性;“双周供”和“循环贷”经营方式,充分考虑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I+N式供应链金融”则进一步促进了银企关系的融洽。同时根据中小企业赊销应收账款较多的实际情况,深发展还开发出了应收账款“池融资”,从应收账款中发掘了无限商机,打造新型的银企金融生态链。在2007年国际金融资本高峰论坛上,深发展的供应链金融获国际创新奖;深圳发展银行“池融资”系列产品,在2008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活动中获二等奖。深发展的金融创新收到银企双赢的效果,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评价,为中资银行企业文化注入了创新文化的内涵““。
五、通过战略引资重塑中资银行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组织成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它决定着企业的是非判断标准和组织成员的行为模式。从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所起的作用来看,尽管组织文化并不能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它却是最能产生持久推动力的关键因素。纵观世界上一些基业长青的企业,促其成功的因素一般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是优良的产品,其二是良好的运营模式和优质的服务,其三是长期以来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优秀的企业文化则是良好运营模式和优质服务赖以生存的土壤。
中资银行在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和企业家管理风格的不同,中外文化发生碰撞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该从这种碰撞与冲突中正确地审视中外双方文化元素的优劣,通过不同文化的相互涤荡,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的特点,逐步重塑我国的企业文化。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而商业银行则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通过战略引资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重塑,是逐步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点。结合深发展与新桥投资不同文化深度融合的案例,我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战略引资的过程中,应以引资合作为契机,在中外企业文化的融合中应注意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跳出过分注重关系的怪圈.重塑金融企业的人本文化.
国有商业银行在用人机制上应摒弃过分注重关系的情义主义倾向,要在内部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为那些德才兼备、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脱颖而出构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一方面,从短期来看,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并为民族文化所制约。因此,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尽管还不能完全抛开面子、关系、背景和人情等因素,但也应该认识到这种用人选人倾向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企业文化对民族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民族文化子系统的企业文化的变迁最终会促进民族文化的演进。
我国商业银行在组织中如果能够长期保持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文化氛围,那么,这将促使我们整个社会把个人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各类型人才提供一个准确合理的目标定位,促进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二)加强执行文化建设,改变内控机制弱化的现状.
正如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在作客中央电视台时所讲到的:中美企业差距大的症结主要在于中国企业的执行力还不够。就我们中资银行来说,各种规章制度并非不健全,但是为什么各种大案要案仍然频发呢?就是因为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一些人明知一些事不可为却想方设法钻政策制度与各种规章制度的空子,来谋取一己私利。“十案件九违规”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资银行执行文化的缺失。中资银行要想尽快缩短与国外先进银行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就应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逐步增强企业的执行文化。不然无论多先进的经营理念、多么良好的运营机制模式,都难以在中国落地生根,战略引资的效果也将难以显现。在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作的过程中,中资银行除了要让员工充分了解先进经营理念、良好运营模式对促进中资银行效率提升所起的作用以外,还要把贯彻落实的重点和难点放在管理层,在执行过程中要克服以往存在的种种弊端,使上层发挥出应有的示范效应,这样才能使执行文化的建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增强金融企业的风险意识,大力推进风险文化建设.
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金融企业,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经营过程中,银行的业务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在处理各种业务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潜在的风险认识不到位,就会引发各种内生性的操作风险,并可能随之产生相应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这些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往往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中资银行在引进国外先进的风险防控技术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全员的风险意识,强化风险文化的建设,只有这样风险防控技术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具体的风险文化建设过程中,中资银行不仅应借鉴国外先进的风险防控技术与措施,不断提高员工风险识别能力,让其掌握风险预测、分析、报告、控制、处置与监督的具体操作规程和方法技巧;同时还应从政策、舆论、价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增强他们的风险意识,使风险管理的观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根植到他们的脑海里。风险防控的操作技术只是一种操作程序,而较强的风险意识和良好的风险文化才是驱动这个操作程序良好运行的软件环境“…。
(四)转变银行工作重心,创建金融服务的品牌文化.
梁漱溟在《中国企业文化要义》(1949)中曾指出:中国人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处理人伦关系方面上去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有一种“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味道,很多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或与中国企业打交道的人都感受到了在中国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助于增进感情,促进合作双方的相互信任与了解,降低交易不确定性的风险,但是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构建关系网络中,必然会使银行管理人员思考改善经营管理、促进服务方式创新的精力受到影响。在战略引资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作的过程中,中资银行的管理人员应认真地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什么问题上?在引进国外先进服务理念的同时,我们过分注重构建关系网络的思想观念是否应该发生改变?中资银行应该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结合每个地区产业布局的状况,明确自己的战略发展定位和金融服务重点;在此基础上,把推动金融创新与提供一流的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推出适销对路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以逐步打造专属自己的企业文化∞3。
六、结语.
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造就了中国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而作为资本输出国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之后,对积淀起来的文化也具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中外金融企业成长路径的不同、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价值取向的相异,使得中资银行在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着跨文化管理的难题。在这种跨文化的管理氛围中两种文化的对接必然会发生强烈的碰撞和冲突。中资银行要想使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举措取得预期的效果,就应正确地对待这种碰撞与冲突,在对不同文化元素优劣进行甄别的基础上,本着“剔除文化糟粕吸收文化精华”的原则,促进中外金融企业文化在中国本土的融合,进而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的金融企业文化。只有这样,中资银行才能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以资本合作为纽带,使国际上先进的经营理念、运营模式和经营机制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并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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