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

摘要:孺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广泛传播于东亚地区,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对中国孺家文化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开创了兼具本民族个性和特色的孺学传统的历史。

关键词,孺学:朱子学:东亚。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早在秦汉时代就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东南亚,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于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甚至还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今,世界上许多史学家都把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视为儒家文化圈或亚洲共同体,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一、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据历史记载,儒家思想传人东亚诸国,朝鲜最早。早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汉四郡”,儒家思想也随之传人。到了三国时期,半岛开始自觉地接受儒家思想。儒家文化自产生以后,本身就处在不断被诊释和解读的过程中,所以儒家文化对半岛的影响也处于波浪般的层层推进的动态过程中。总的来说,朝鲜王朝之前的三国、统一新罗以及高丽前中期以汉唐儒学为主,高丽末期及朝鲜王朝时期则以朱子学为主。

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不仅在教育、官制、公服、政治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开始接受儒家思想,并在礼制上加以效仿,而且还派大批的“留学僧”和“留学生”赴唐学习。据史料记载,当时朝鲜的“留学生”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贡科及第者就有58人。他们精通儒学经典,对体现儒学精神的国家典章制度有着深人的体认和掌握,对儒学的伦理道德也身体力行,回到新罗后,推动了儒学在各个领域的实践和传播。新罗于公元676年统一了半岛,统一新罗时期,半岛更是大规模地学习儒学,设太学,建太庙,置诸经博士及助教,教授儒家经典,包括《礼记》《左传》《尚书》《周易》《论语》《孝经》等,并涌现出了强首、薛聪、崔致远等一批本土化的儒学大家。

到了高丽末期(中国的元朝时期),朱子学开始传人高丽,并迅速传播。由于“排佛崇儒”的思想对于朝鲜王朝的建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朱子学迅速取代佛教上升为“国学”。从12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朝鲜朱子学已经有了700年的历史,加上500年“显学”的地位,使朱子学迅速成为朝鲜哲学的核心。总的来说,汉唐儒学对半岛的影响,远不及朱子学对半岛的影响。朱子学已经成为了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至今,韩国人仍尊朱子家礼,崇尚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及人生价值观。

与汉唐儒学相比,宋明理学由于深受道佛哲学的影响,更加强调和重视伦理道德,其文化价值也完成了从社会伦理体系向个人道德主义的转化,即在追求天理、人性、义理等知性原理的同时,也强调社会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躬身实践其原理,努力使现实世界向天理世界接近。这种主体的道德实践情怀所体现出的“道学精神”,在朝鲜朱子学漫长的500年历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朝鲜历史上有名的“节义派”以及“士林精神”,就是由此产生的。

朝鲜朱子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关心纯属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为天理、人欲、人性、善恶等人生的休养实践问题寻找哲学根据,具有很强的“论辩性”。由此产生了“四端七情论辩”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并引发了长久激烈的“党派之争”的“礼讼”。然而,无休止的论辩和党争造成了巨大的内耗,使得朱子学在经历了复兴发展之后开始走向绝对和僵化,日趋沦为空理空谈的无用之学。特别是在经历了“壬辰楼乱”和“丙子胡乱”之后,朝鲜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并目睹了朱子学空谈的危害性,主张由虚返实,重实证实测之学,以倡导利用厚生、富国裕民为己任,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由此,朝鲜的实学结合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文化也就形成和发展了起来。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在半岛地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使之成为20世纪90年代亚洲地区的“四小龙”之一,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儒家所倡导的那种道德、信义和节俭勤恳。朴正熙就曾说:“正像家庭是一个小的集团组织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现出对国家的强烈奉献精神,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与此相反的社会发展更快。;}op}C这样,在儒家以群体为本位,以家族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韩国企业如对家人一样,承担着高度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经营者注重企业成员的目标,把个人的目标一致起来,以增强全体成员的凝聚力,从而使企业成员有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把儒家的”和谐“思想放在绝对的位置,劳动者与企业主就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劳资关系。这就稳定了企业的顺利发展,避免了冲突,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成员具有奉献精神,企业也就具有了一种”诚信“和”敬业“精神。尽管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观念与韩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甚至与韩国人表现出来的商品意识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但是韩国人有意识地寻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吸收传统的有用之处,并在韩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伦理下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就是”东亚发展模式“的典型,即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也可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

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据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国派使臣到日本解释经典,次年又派五经博士携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为皇子进讲,由此,儒学经百济传人了日本。

公元592-628年,推古天皇也就是圣德太子执政时期,日本开始全面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进行政治改革。在具体做法上,则是以中国当时的隋唐为范本对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改造。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就是按照“德、仁、礼、信、义、智”顺序制定了表示身份高下的冠位十二阶,并建立大学对儒学进行传播。这一效仿儒家礼制和政治制度的做法在大化革新过程中一度获得了成功,但很快又随着大化革新的失败而堰旗息鼓。也许,圣德太子一开始并没有真正领会儒家本身的思想价值,而只是看到儒学的倡导符合其政治需要。也正在于此,当时日本的皇家朝廷没能以儒家“尊君仁民”的理想实现政治模式上的中央集权,仅使儒学沦落为文字教育的工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借用汉字创立自己的文字中就能轻易看出。

如果说先期的孔孟儒学是经由朝鲜传人日本,那么后期的朱子学则是直接从中国传人日本。最初的传播者是日本的僧侣。朱子学传人后影响不断扩大,逐渐深人宫廷。醒酗天皇受朱熹“大义名分”思想的影响,甚至导演了一场“建武中兴”。到了镰仓时代,朱子学逐步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是以主讲儒书、诗文著称的五山禅僧派和博士、公卿派,二是侧重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这一时期的朱子学虽居于佛学之下,但其影响逐步扩大。到17世纪的江户时代,朱子学逐步摆脱了佛教的从属,独立发展,进人全盛时期。其中,藤原惺窝脱离禅门转向儒学就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

朱子学在江户初期迅速发展起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日本从1192年进人幕府武士文化时代,先是经历了“朝廷与幕府的二元政治”向幕府占优势倾斜的时期,后又遭遇了群雄蜂起的战国时代,最终在1598年由德川幕府打败群雄并实现统一。德川幕府靠实力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权,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武士戒规等手段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治体制,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这就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学一元政治伦理秩序提供了体制基础。

德川幕府时期,兵农分离,武士与土地失去了直接联系,过去以有限家人、朋党之间的“人情”“恩情”“主从”维系的秩序已经很难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幕藩体制的需要。而儒家的君臣道德观念作为一种超越单纯依赖个人感情的客观伦理,正好适应了这种新的伦理需要。朱子学也由此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施行文治主义后,整个日本社会迎来了都市的大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随着和平生活的长久、消费水平的提高,武士的货币支出也开始膨胀,幕府的财政日渐I乏。

在这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日本朱子学发生了内外两方面的变化。在内部,一部分学者尊信程朱客观唯心主义,排斥一切异学,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日本朱子学的唯心主义及保守主义成分;另一部分学者则表现出了对自然科学和经世致用之学的关心而逐渐接近唯物主义,从而客观地发扬了朱子学中“格物致知”的穷理精神。在外部,古学派和阳明学派则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并大力批判。比如,古学派就认为,哲学概念和具体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历史上只有具体的政治行为,而没有普遍、抽象的道德法则。这种观点无疑从整体上否定了朱子学。而后,西学、洋学的蓬勃兴起也加速了儒学的解体过程。很多思想家因为商业资本的要求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力图摆脱儒学的束缚,开始研究自然和社会。

从现实层面,特别是从日本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来看,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儒家思想传播到日本以后,经过日本社会武士阶层的提倡,逐渐转化为了一种“克己奉公”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这种精神,广为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成为迄今为止影响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比如,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德川时期,武士哲学的要旨就是“武士奉公,不惜以身殉职”。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武士的奉公伦理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正如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谈及明治维新时期领袖人物时所说的:“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非常自然。}}[3]293在日本,”克己奉公“的精神还表现为商人的伦理道德。德川时期,作为商人道德伦理的”石田心学“,所要求的就是对集体及其目标的无私奉献。而勤奋、节俭与理性的素质,正是这种奉献的全面体现。到了明治维新时期,企业家同武士阶层一样,明显提高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和”产业报国“的精神逐渐深人人心。

如今,团体义务感和责任感已渗人到日本人的灵魂深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团体的纽带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以至每个成员都对彼此的行为抱有一种集体责任感。因此,对团体的忠诚和自觉自愿服从其要求也就成为了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4]17A一位著名评论家就曾把日本人比作一群小鱼:它们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将一块石子投人水中,打乱了队列,它们有可能改变方向,但仍然成群游动。这是对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观念的形象化描述。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团体。既有遍布全国的各种妇女协会、青年团体、教师家长协会,也有形形色色的业余爱好者团体,就连柔道、花道、茶道,都有紧密的团体组织。各种协会也同样渗透到从小零售店到大银行或钢铁公司的所有企业之中。这些协会像金字塔一样自下而上地组成广泛而有效的全国性组织,所以日本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有组织的人“。[5]这种”重团体,轻个人“的价值取向,正是得益于日本社会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和吸收,也是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最大差别。

三、儒学的传播轨迹及其启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存在。儒学在朝鲜和日本传播轨迹的差异,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的社会生活样式决定的。朝鲜是以农民为绝对主体的单一社会,其经济社会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极为类似,最终也形成了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集团,即以封建君主为塔顶、靠科举选拔官吏为梯队的中央集权制。朝鲜虽有王朝更替,但一个王朝却能维持5}}年甚至1 }}年之久,造成了社会的封闭与僵化。正因如此,朝鲜崇尚的是君子具有话语权的”士人文化“,崇尚理念,强调道德自律。与朝鲜不同,日本社会形成的是上下主从的等级集团。日本的历史充斥着征服和开拓。这种社会结构和生存模式并没有使日本成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是形成了以血缘为核心,但也纳人了非血缘的家业集团和士农工商皆有的分工社会。天皇和幕府的二元制长期存在,虽号称天皇万世一系,但国家实权却经常流转,造成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这就决定了在日本占支配地位的是崇尚力量的”武士文化“,强调行动,尊奉他律和原则。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儒学在朝日两国的传播轨迹虽然在表面上比较相近,但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朝鲜最初吸纳儒学时,就将中国儒学和自己的文化相融合,构筑了一元化的体系。到了后期,儒学的政治理想逐渐转化为现实的道学精神,从而导致了儒学的制度化、理念化。而在日本,儒学则自始至终保持着外在性特征,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表现出多样性、庶民化和非制度化特征。

反映在学理上,朝鲜较多地选择了儒学中的”仁“”理“”性“等抽象的、形而上学终极层次上的概念范畴,而日本儒学恰好舍弃了这些部分,较多地吸收了”忠‘,“信’,”义‘,等具体使用的中间层次上的行为原则。这样,以普遍的道德人性为出发点的儒家思想,充分融人了朝鲜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成为朝鲜文化的血肉;而日本则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样式和需要,对儒家文化进行解构、割取、改造,以便随时随地供自己使用。

除韩国和日本之外,儒家文化也在东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广泛传播。越南自建立起独立的封建国家之后,从中国传人的佛教就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到公元14世纪前后,儒学取代了佛教处于统治地位。越南阮朝建立后,更是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在越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发展轨迹在表面上亦和韩/朝、日类似,但不难推测出,基于民族精神气质、地理、历史、社会生存条件的不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东亚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上受到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同时,亦形成了各具个性和特色的独特发展轨迹。但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共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儒家思想中“仁”所包含的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正义原则,以及“忠”所体现的秩序原则。从这个角度讲,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惟有不断反思自身传统的优点与缺点,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上的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参考文献:

[l]李英姬。浅谈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fJl. 作家,2011,(22):183一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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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炯才。日木神话与现实[Ml.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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