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维度来审视中国管理模式

摘 要: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管理模式理论应该是总结历史,关注现实,面向未来的理论体系,内在包含了对于历史、现实、未来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实现对于历史、现实、未来三者关系的科学认识,是构建中国管理模式的内在要求。为此,推进中国管理模式建构与发展,首先,需要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史,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认识; 其次,以管理研究为契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管理实践; 再次,学习和掌握中国管理模式的精神实质,不断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理论。

关 键 词: 中国管理模式; 时间; 维度。

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是中国管理实践在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吸纳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基础上结合管理实践,扬弃旧理论,而逐步完善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存为基础的,并且是面向现实,关注社会,重视实践的。因此,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研究,应该包含对中国管理模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关注。只有从时间角度来审视中国管理模式,结合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并且赋予中国管理模式新的内容,才能形成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新的阶段。

一。

一定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一定时空性。“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 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无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1]389任何一个具体过程,“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392.

具体来说,中国管理模式是一种关于中华民族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界和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一种运动形式的研究。因此,中国管理模式理论贯穿了对于时间的三维关注。要实现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科学认识,就应该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未来的结构进行深入的认识,把握中国管理模式理论内在的“时间观”。

历史是现实与未来的前提与基础。所谓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指时间意义上的过去,而是,指特定的人类社会相关的时间性。“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的相互交替。一方面,每一个时代都利用以前的各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技术等物质形式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发展; 另一方面,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与原来的生产条件不同条件下的生产。”[2]88因此,历史是一种与时间紧密相关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先在性”。这就是说,对于后来的社会与人类而言,唯一能够进行的是,“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的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人类生产力、资金和环境。”[2]92.

现实是两者联系的纽带与桥梁。生产与生活的管理实践是中国管理模式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正是具有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直接性现实性”,实践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践中,由于人们对于历史有所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对于历史有所选择之后的创造,因此,现实的人在不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创造绝对不是任意的发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585这种继承和改造的关系,在现实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所形成的矛盾,决定着人们现实活动的方式和方向的选择,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着活动的结果、意义、目标,以及进一步发展方向等方面。但是,现实是历史与未来的中介。社会生活固然具有受动性的一面,但是,人类社会又具有主动的一面。通过人与自身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协调,推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前进。从历史与未来的关系看,现实是连接两者的纽带与桥梁。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类能够通过一定形式与意义上对于历史的变动、选择、吸收,对于历史的社会要素进行变革、创造等具体的形式,实现对历史的积极的改变,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未来是历史与现实的确认与目标。未来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向和归宿。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未来关涉到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和“旨归”,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重大。从本质意义上讲,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有的是一种模式的不断优化与调整过程。这是一种对于现实否定的、扬弃理解为基本特征的。恩格斯明确指出: “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 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3]216从价值取向上看,人类社会发展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同时,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摆脱“异化”的历史进程。为此,对于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任何虚无的推测与判断都是不可靠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643但是,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理论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科学理论,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能动性”的写照,是一种“扬弃”。这就是说,从社会发展的纬度上看,人类社会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是向着人的更加合理的方向进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未来是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思维纬度,包含了其理论的理想与希望,是其理论的价值体系的最终指向。

二。

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认识,应该坚持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由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以一种新的世界观为核心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4]。

实践造就了人类社会,造就了人的发展,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过程中,人制造出了世界的双重化。一方面,世界是自在的物质世界; 另一方面,世界又不仅仅以原来的面貌存在,而是加入了人的主观的、精神的、主体的意义。同时,人本身也形成了双重化。一方面,人是物质的、自然界的存在物; 另一方面,人的精神、意志得到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属人的主观世界。世界的双重化与人的双重化的结果是,而且,唯一的结果是,人类世界的统一,这是人类的意志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的统一,是直观的主体性与客观的客体性的统一,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是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与向往。因此,在实践中,人在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同时改造了历史的形成的生存环境与状况,丰富了自己现实的生活空间与内容,完善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实现了自身的主体价值,也造就了面向未来的发展的可能空间。因此,马克思指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社会实践是紧密相关的,应该被看做革命的实践。

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既不是直接面向历史的理论,也不是仅仅满足于现实人的心理、精神、感官需要的机械的存在; 而是包含了对于现实的、批判的和对未来的、追求的存在。它不仅仅关注人的类的存在,不仅仅关注人的“此岸性”存在,而且,关注人的“彼岸性”的存在,是“此岸性”与“彼岸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辩证法的面前,只有永恒的“发展”。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是对传统文化指导下所形成的世界观的超越,从改造与改革的方向出发,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赋予对象以自身的形式、内容、目的、意义,形成人化的合理性。

三。

任何理论的存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假设之上的。其中的具体结论,都必须以时间、地点、环境、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5]把握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关键在于,从发展的、创新的、变化的、前进的角度,认真地学习和领会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科学精神与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历史、现实、未来三者统一的角度,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理论进行真正理解与认识。

首先,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史,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认识。问题总是与对策相互比较、依存、转化。中国管理模式也不是空穴来风,是当时一定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条件的必然结果。中国管理模式的发展,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对于管理实践的科学结论,不是因为它是终极真理,只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回顾中国管理模式理论发展道路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发展,如同中国管理实践一样,是与人类历史上多种思想、学说相互借鉴、碰撞的结果,是对其他理论的扬弃与发展。

对于研究中国管理模式而言,不懂得中国发展历史,就不会懂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不懂得中国管理模式发展与成长的历史,就不懂得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历史。不懂得这些历史,也不会真正理解: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而不是更早或是更晚,会产生中国管理模式理论; 不会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那么多的挫折之后,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不会懂得,为什么在当今新的时代中,不仅仅要学习,坚持中国管理模式,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个模式。也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出发,才能真正找到中国管理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才能走向中国管理模式的深处,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管理模式的真谛。

其次,以管理实践研究为契机,推进中国管理实践。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国处于农业文明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管理模式是一种直观的,具有抽象的理念的话,随着现代化推进,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一种建立在中国管理实践基础上,对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经验世界,而且具有一定的超验性,是一种面向人类未来的理解,突出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中国管理哲学是一种精神的思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管理模式逐步成熟,它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现实的哲学,关注人的现实的存在,注重人的活动的社会意义,关注人类的“此在性”存在,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现实基础上。“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 ta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55为此,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认识与理解,应该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就应该把现实作为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善于关注现实,提升中国管理模式的水平与质量。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再次,学习和掌握中国管理模式的精神实质,不断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理论。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部分到整体,从挫折到复兴,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的道路,也在根本上折射出了中国管理模式的道路。这是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程。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的轨迹,是因为,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的必然,是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然,与中国民众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规律性不断认识与理解、接受有关系,与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不断发展有关。可以说,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论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个理论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以“和谐”、“和合”为核心的关系型文化。这对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和谐问题,人与自身的不和谐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相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管理实践的推进,中国管理模式理论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新的时期,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拓中国管理模式研究的新境界。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 42—43.

[5]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65.